6月初，和家人数次争吵后，五十多岁的陈建亮最终决定将住了三年养老院的母亲接回家。

2021年，陈建亮的母亲因脑梗丧失了自理能力。长年和妻子外出务工的陈建亮不得已将母亲送入了当地一家养老院，每月收费2600元，陈建亮和妹妹各负担一半。

但今年上半年，陈建亮外出寻找工作机会，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连长年跟随的包工头也赋闲在家。由于家庭收入骤降，又无事可做，陈建亮将母亲又接了回来。

陈建亮的母亲说：“农村家庭，有人在家护理就应该知足。”

今年，如陈建亮母亲一般因经济原因离开养老院的案例在悄然增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在南方某GDP百强城市运营近十家农村养老机构的张桐说：“往年，老人因去世或经济等原因退院的比例约为15%。而今年上半年，许多老人家属都主动找上门来说因外出就业机会减少、多数时间在家，所以把老人接回去护理。这也导致机构整体退院率提高到25%。”

三家连锁化养老机构品牌负责人（机构共布局在四个省份）均表示，今年上半年老人退院的情况明显多于往年，主要原因是“家属因工作机会减少而赋闲在家”，但总体规模不大。

某养老行业协会专家表示，最近和多家养老机构在沟通过程中也了解到，机构内确实出现了农村老人因经济原因退院增多的情况。

在农村或乡镇区域，普遍采用普惠型模式，主要面向周边农村及乡镇的老人提供服务，月收费通常在2000元—5000元。因养老金很低，农村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基本来自子女的支持和自身的积蓄。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家养老分会副会长郑志刚指出，农村老人因经济压力而选择退出养老机构的情况此前也有出现，在经济波动时期，这样的现象会更明显。他还特别提醒，应当关注部分农村养老机构所面临的困境，即子女拖欠护理费却不接走老人，并且与他们失去联系的现象。

当农村失能和半失能老人被子女重新接回家中进行护理后，虽然短期内家庭的经济支出得到了降低，但新的护理难题又接踵而至。

农村老人的养老费由子女决定

陈建亮夫妇外出务工的月收入平均超过8000元，已是村子里的中上收入人群。

在湖南怀化做建筑工时，陈建亮租住着200元/月的简易自建房，生活成本也控制在每月500元以下。陈建亮计算着每月积攒六千多元，持续到55岁，加上现有的积蓄，给孩子在长沙买房付首付绰绰有余。

但变化总比计划快。一方面，家庭支出在增长。2021年，陈建亮的母亲因脑梗手术花费超过5万元，此后他和妹妹每人需要承担每月1300元的养老机构费用。另一方面，建筑工地上的活在减少，2023年他只工作了8个多月。到了2024年初，在完成上一个工地项目后，陈建亮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随着失业空窗期越来越长，夫妻两人对收支变得愈发敏感。一开始，陈建亮决定暂缓支付养老机构的费用，并与养老院协商，待他重新找到工作后再按时补缴。但三个多月过去了，他依然没能找到工作。于是，在经历了数次和家人的争执后，他把母亲接回家护理，妹妹则将原本用于支付养老院的费用转给了他。

今年以来，张桐所在的养老机构中，因经济原因选择退院的案例明显增多，新增退院老人的比例大约占机构入住老人总数的10%。在过去的十年里，除了因疫情受到直接影响的特殊时期，她的机构未曾出现过如此显著的退院数增长。

在农村养老市场，养老机构管理者们默认的一条商业规则是：尽管服务对象是农村老人，但真正付费的是他们的家属，在是否入住养老院的问题上，老人们没有选择权。

张桐经营的养老机构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在普惠型机构中属于中高端水平。这些机构入住的老人平均年龄大约是80岁，且大多数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其中半失能老人的月费用大约是3000元。张桐说，老人的养老费用通常由两三位子女共同分担，这样每个人每月大约需要支付1000元到1500元。而子女一般为40至60岁的农民工，他们仍是家庭主要劳动力，需要补贴子女以及赡养老人。

张桐说，因当地经济较发达且是全国重要的苗木生产基地，此前当地大量50余岁的农民工在从事建筑业相关工作。其中，瓦工、油漆工、水电工、钢筋工等工种收入都在300元/天以上，女性工人可从事的绿化养护、保洁等工作工资也在100元—200元/天。

但很多家属告诉张桐，近两年当地的建筑活在显著减少，如果转做其他行业，很难有300元/天的高薪。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例从2021年的19.0%下降至2023年的15.4%，975.7万农民工退出了建筑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供养老人模式开始被迫改变。

张桐表示：“子女们会在心里算一笔账——如果其中一位子女的月收入低于3000元，大概率会把老人接回家护理，其他子女则会将应承担的费用直接转交给负责照料老人的那位子女。并且，即使很多老人处于半失能和失能状态，他们的思维依旧很清晰，甚至比子女更心疼钱，因此很多老人也会接受退院以减少子女的负担。在为他们办理退院时，你能明显感觉到家属的窘迫。”

除了选择直接退院，一些家属也选择将老人送至收费更低的养老机构。

负责南方三个省份农村养老机构运营的宋涛说：“今年以来，一些老人家属反馈在外务工的收入出现一定程度下滑，但因老家无人护理，只能将老人转至同城每月便宜几百元的养老院。”

这种“降级”也发生在一线城市的乡镇区域。

某一线城市下属乡镇的养老机构内约20%的老人为非本地户籍老人，这些老人大多跟随子女来到一线城市生活，后因失能和失智等原因被子女送进了城市边缘的普惠型养老机构。但这家机构负责人介绍，近两年机构内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非本地户籍老人数量越来越少，去向大多为两类——去离城中心更远、收费更便宜的养老机构或再次跟随子女回原户籍地的养老机构。该养老机构所在的一线城市，常住外来人口已经连续八年负增长。

该机构负责人说：“近几年，接老人前往更偏远的养老机构甚至直接回老家的案例越来越多。我们机构月收费约3500元/月，越往城市边缘走，养老机构收费越低，有的甚至能降到2500元—3000元/月，小城市的普惠型养老机构也差不多是这个收费水平。”

退院之后的护理难题

全职护理父亲4个月后，52岁的陈秋莲才逐渐理解护理半失能老人是一种从身体到精神的“双重折磨”。

从今年春节后父亲退院回家那天起，陈秋莲的时间就被切得很碎，几乎完全与父亲绑定在一起：一日三次地喂饭喂药，处理因大小便失禁后带来的清洁工作，冬季给父亲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或是将他挪到轮椅上带出门，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

她说：“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即使有急事也不能出门太久，否则老人可能会自己尝试下床走路。有时，兄弟姊妹来看望老人，还会埋怨我护理得不够仔细。”

四个月护理下来，她自己总结了很多护理技巧。比如擦拭身体时需把握好力度，否则容易擦破皮；为避免长褥疮，隔几个小时要给父亲翻一次身体，不能长久让他躺着；不能让老人摔倒或磕磕碰碰；父亲有时脾气不好，只能哄着吃药。

疏忽也偶尔存在，比如老人的食物种类基本和家里人保持一致，并不会太注意淡油淡盐和营养均衡；只有父亲提出身体不舒服时，才会想起给他测量血压；床单和父亲身上穿的衣服也都只在肉眼可见变脏时才换洗。

陈秋莲父亲的房间里堆满了木椅子、塑料纸壳以及亲属探望时赠送的礼品，这些物品几乎占据了半间房的空间。陈秋莲说，不管怎么清理，房间里总是有味道，索性就把一些没必要的东西直接放在父亲的房间。

她说：“回家后，父亲总说这里痛那里痛，或者想让我扶他出门看看，有时我也会不耐烦，就走出门当听不见。如果老人走了，我可能也解脱了。在农村，大多家庭的护理都比较粗糙，像我这样一个星期能给半瘫痪在床的长辈擦两次身体已是少数。”

宋涛说，失能老人每天都需定时翻身、喂药、测血糖、喂流食等，这些步骤基本会彻底将老人家属绑定在一旁，家属也很难具备专业的护理知识。不过，老人在家有亲情陪伴也会更自由。

张桐表示，在农村，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普遍是失能、失智或年龄超过80岁的高龄老人。而且，这还需要老人子女的家庭经济水平较好。因此，只要农村老人稍微能活动，一般都会选择在家养老。

老人住不起，机构不赚钱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为1.21亿人，这意味着，农村养老机构拥有1.2亿的潜在用户。

但这一庞大的市场依然难以维系农村养老院的运营。上述一线城市乡镇养老院负责人说，目前普惠型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已经被压缩到极致，大量农村养老机构其实都挣扎在盈亏平衡线上。

2019年4月，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就曾表示，通过调研统计发现，北京市养老机构盈利状况十分严峻，只有4%的养老机构实现盈余，62%的养老机构需要10年以上时间才能收回投资。

张桐说，目前养老机构的价格已经十分“内卷”，入住率也没办法再提升，所以机构近两年都停止了扩张步伐，机构内的护理员工资也已经几年没有上涨。

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农村老人的收入，即使是普惠型养老机构也太贵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3—2024）》显示，农民领取的养老金平均为每月204.7元。相比于2500元/月以上的普惠型养老机构费用，农民养老金只是杯水车薪。

政策正在为此作出努力。

吴友凤以公建民营的形式运营着重庆万州区28家敬老院。她说，28家养老机构在公建民营改革过程中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前期敬老院的改造装修费用、房屋免租等资金援助，以及长达15年的项目委托运营周期等。地方政府的帮扶极大地减轻了企业在初期投入上的经济压力和沟通成本，使运营者能够更专注于以较低的收费标准吸引老人入住。

6月13日，民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1个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培育扎根乡村、贴近村民的养老服务市场主体，有需求的地区可引入符合条件的国有或民营企业专业化、连锁化建设运营农村养老服务设施。

为了提升养老服务能力，民政部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每千人拥有养老床位数目标。宋涛在实际运营机构中看到，一些地方为了达成目标，不顾当地农村、乡镇的实际需求来布局养老机构。他说，受限于经济能力和养老理念，农村老人除非迫不得已，一般都不会住进养老机构。很多高龄老人前一天可能还在山上种地，第二天就瘫痪在床，因此许多农村养老机构的空置率都很高。

陈建亮说，他们这一代和上一代人注定没办法凭自己的能力入住养老机构。谈及儿子未来的养老问题，他说：“儿子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的保障，退休后也有养老金作为支撑，大概就不需要发愁养老费用。只是他们这一代人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当夫妻双方的父母都因年迈瘫痪在床时，他们为上一辈人养老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应采访人要求，张桐、宋涛为化名）

来源：经济观察网